《楞严经》卷三,佛陀讲到舌与味,列举了“甘蔗乌梅”“黄连石盐”“细辛姜桂”甘酸苦咸辛五味。
其中“黄连”产地在我国川贵两湖及陕南地区;细辛产地在日本,韩国,朝鲜及我国吉辽川陕鄂皖浙赣桂;乌梅是青梅熏制而成,产地在东南亚的越南、印尼、泰国、菲律宾和我国海南,后来在长江流域以南数省均有引种。
既然印度并没有这三种药材,为何它们会在《楞严经》文里出现呢?《楞严经》译成中文时间在唐神龙元年(公元705年)。
这年武则天退位,唐中宗李显登基,史称“神龙政变”。
武则天时的宰相房融赋闲到了广州,译《楞严经》呈奉给唐中宗。
房融科甲出身,文甲天下,所以《楞严经》译得文句流畅优美,言简意赅。
历来为高僧及文人骚客,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交口称颂。
甚至被文豪梁启超视为伪经,是因为梁启超认为《楞严经》文辞优美,无与伦比。
是其他诸经的译文远远望尘莫及的。
我想梁启超的说法应该是错误的,因为他没考虑到这经文是比他这个大文豪还大文豪的宰相房融译成的。
不同于其他佛经的散文式译法的稍嫌杂乱或直译法的硬直,感觉房融的译文始终有意式接近四六骈文式和《诗经》四言式,排比甚至对偶随处皆是。
这得益于他的文采过人,才思超群,又见得他经过洗词炼字,下过十分的功夫。
究其原因,在于他是武后朝的宰相,已经失势闲赋。
译《楞严经》呈献唐中宗,应该有作敲门砖的想法吧?若是奉旨翻译,说白了是为交差,料想不必刻意讲究文法,近乎直译即可。
而今犹如应试,时间又宽余,岂有不拼命努力为自己开拓前程者?然而讲经犹如学校教师为学生讲课,自然是口语化散文式,不可能子曰诗云之乎者也云里雾里的[捂脸]那要把佛陀的异国文化口语式译成中国骈文诗经形式,试想难度宁不高乎?所以,我想佛陀的原话大约讲的是六种印度食物的六种味道“酸苦甘辛咸淡”,而房融若将印度的食物名词直译呢,不但于文辞不美,主要是国人看了也不知所云呀。
而将甘蔗、乌梅、黄连、石盐、细辛、姜桂代入,则甘蔗味甜、乌梅味酸、黄连味苦、石盐味咸、细辛与姜桂味辛--国人一看便明白了,这是五味呀。
问题来了:我国本土道教和中医讲五行分五味,金辛、木酸、水咸、火苦、土甘,而佛家是讲六味的--五味加一个“淡”味。
而《楞言经。
卷三》只是先一句“为甜为苦”,过后一句“咸淡甘辛”,甜与甘同味,实即五味,还有一味“酸”哪里去了?而“甘蔗乌梅”“黄连石盐”“细辛姜桂”里并没有“淡”味,这是为何?我想这问题出在“姜桂”上。
因为这三句每句四字共十二字,而按头两句规律,则每两个字为一个词各指一味,则十二字应是佛家六味。
但“细辛姜桂”四字却有三种中药名分别为“细辛”“生姜”“肉桂”,而它们全是“辛”味。
为何其它四味各一,而辛味得三,却没有“淡”味?我想这“姜桂”二字,在佛陀原话中必定是一个“淡”味的食物,但这个东东无法意译成中文,直译又破坏文句的优美度。
而“淡”这个味道在中土只是跟“咸”作比较用的,我们只五味。
如果整个“泉水”,我们想到的是“无味”或者干脆跟“甘”联想起来。
于是房融弄个“姜桂”上去凑数而已。
且“姜桂”在文言文里另有正直之寓意(《文心雕龙。
事类》:“夫姜桂同地,辛在本性。
”后常以姜桂喻人本性刚直)。
是否指望武后与唐中宗看到“细辛姜桂”三味合一而想起房融是刚直的臣子?我学历太浅,对佛经无法深入研究。
虽不是佛教信徒,但对佛陀是向来敬仰的[祈祷]也喜欢《楞严经》,并无不敬之意。
所言所语,若有不妥,尚祈大家宽宥[作揖]前几天撰文说某大师把《楞严经》里的“元妙”说作本来是“玄妙”的释法错误。
因为某大师说,是为了避讳唐玄宗的名字,所以“玄妙”改为“元妙”。
我说唐玄宗是庙号,不是人的名字,且《楞严经》里有“鹄白乌玄”句,分明就有“玄”字,避啥呀乱说。
结果惹某大师的粉丝们不高兴,大有指责之意。
我想佛陀欢迎弟子提问,大师的粉丝为何不许我辨问?不提疑问如何进步?又不是一言堂[呲牙]倒是听说过基督教徒是不准对《圣经》有丝毫怀疑的,莫非大师的粉丝同时也是基督教徒么[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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