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2月3日(即农历壬申年除夕)下午4时,全家人正在一起说笑。
突然,三弟推门进屋,稍微停顿一下,见大家恢复了气氛后,便悄悄将2封电报交给我。
我没有想电报的内容,就赶快塞进衣兜里,又和全家继续说笑去了。
虽然在说这笑那,但我心里却很明白。
2封电报,其中肯定有封是部队催我归队的。
在我探亲前,我和干事高驰同志到果洛军分区调查整理他们党委的典型材料,准备推荐到兰州军区参加党委建设座谈会。
座谈会3月份召开,但典型材料必须提前修改、整理出来。
因为这份材料意义不凡,它关系到青海省军区党委多年来倡导的“老高原精神”能否得到上级认可的问题。
恰巧果洛军分区党委的经验,就是专讲弘扬“老高原精神”、加强党委建设的。
如果在这次会上能作介绍,其影响不仅在于他们分区党委自身,更重要的是使“老高原精神”在更大范围内介绍。
青海省军区党委多年来一直倡导的“老高原精神”,外界一直未予认同。
如果这次会议能给予认可,这对长期战斗在青海高原的广大官兵将是一个鼓舞和鞭策。
如果不是这样,首长不会发电报叫我这个“帮助工作”(在省军区政治部帮助工作)的人回去的。
何况我和高驰同志都回关中老家探亲,要是换了别人,情况了解不多,也无法修改;重新调查吧,果洛大雪封山进不去,时间也来不及。
我虽然继续说笑,但还是被细心的母亲发现了。
她没有问我,却很少搭腔了。
过了一会儿,便起身忙家务去了。
后来听三弟说,夜里母亲曾问过他:“你哥的电报是干啥哩?”三弟只能说不知道。
三弟也确实没有拆开就交给了我。
除夕之夜,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我抽空出来独自看电报,一封电报果然是省军区的,称“上级有重要任务,请立即归队。
”具体归队时间虽然不太明确,但心里有底了。
另一封是老部队几位领导的,祝我们全家春节愉快。
因为他们清楚,我已经连续10年没有在故乡过春节了,战友之情谊跃然纸上。
母亲是个通情达理之人,打我入伍后,家里有什么难事,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祖母病重、去世,我一无所知。
听说祖母去世时,手里攥着我的信,拉着我未婚妻的手,呼唤着我这个长孙的乳名离开人世的。
父亲脑溢血半身不遂,四个弟妹还小,她一直不让告诉我,而是默默地承受着。
未婚妻实在看不下去,一次在医院里探望父亲后,才给我发了一封“父病重”的电报,这是我入伍几十年来家里来的唯一一封电报。
当我去信问父亲的病情时,母亲还责怪未婚妻。
半年以后我回家见到父亲时,他的左侧身躯已留下了残疾,再也不能劳动了。
他当时只有45岁呀!父子相对无语,只有痛苦的泪水在流淌·····尽管如此,母亲还是送二弟参了军。
三弟的各方面条件都很好,母亲做了很多工作,保证“不要队上任何照顾”,但大队还是以“家里劳力少”为由未让三弟当兵。
父亲49岁去世,家里的一切重担都压在了母亲瘦弱的双肩上,她依然默默地承受着··....我不能瞒着她老人家,如实地告诉了。
她听后,便小声地说了句:“大过年的,当兵的还得站岗、放哨、值班。
你老早手下的人还惦记着你。
”她似乎不知道催我归队的电报一样,只说老部队的战友们,母亲到部队去过,和战友们挺熟悉的。
提起老战友,不由人想起了老部队移防贺兰山的第一个除夕夜(1985年)的情景来。
我们驻地是撤销部队的营房,全团部队分散在贺兰山里大大小小20多个点上。
偌大一个营的营房,现在只有2个战士看守。
我要是外出开会、学习回来,坐上吉普车至少要跑两天,才能转完所有的点。
分布在贺兰山里的战士们,除夕之夜将怎么过呢?我们团里领导和机关同志分头到点上过除夕,以冲淡一下战士们单调寂寞的节日之夜。
天刚一黑,我们一家三口就上路了。
8岁的独生女儿问我干什么去,我讲明了缘由,女儿很是乐意。
孩子是第一次到分散点上,一切都感到很稀奇,不停地问这问那。
到了炮兵连两个战士看守的弹药库,我们打着手电翻过好几道墙,才找到了人。
因为是弹药库,不能生明火,加上不通电,我们一进房里,便觉得十分阴冷。
我摸了一下垫被,虽然比平时多一条,但还是显得太薄太冷了。
我急忙让司机赶回团部,向后勤要了2个热水袋和4条垫被。
2个战士很是激动,临走时我反复向他们道歉,检讨我们领导的官僚主义。
一出门,女儿就开始向我发问:“爸,你怎么搞的!这么冷的天,还让叔叔在这里住!”尽管我向孩子解释为什么弹药库不能有明火,营房太多、人太少和无法供电的情况,但无论如何平息不了她的怒火。
我不说话了,孩子还在发问:“要是我,才不给你干呢,哼!”作为军人,吃苦奉献是自己的本分,但作为领导,不应该再增加人为的痛苦、牺牲,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还是要多关心我们的战士——军队的基础,亲爱的年轻战友。
我自己的差距太大了。
童言无忌,女儿的发问是犀利、无情的,但也是真正爱我的。
这一幕,我一直深深地刻在脑海,每年除夕都要再过一次“电影”。
这次探亲,我是带妻女一同回去的。
任务紧急,孩子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我只好一人先回青海。
临离家的头天晚上,母亲拿着一件新棉袄,还没有缀扣子,让我试试。
我连续10年未在老家过春节,回来时只穿了毛衣毛裤,关中农村不生炉子取暖,一到家便感冒了。
三弟的棉衣不适合我,母亲借了邻居的旧棉衣,使我渡过了这些寒冷的日子。
我睡在热乎乎的炕上,却很长时间难以入睡。
母亲紧闭了我们的房门,和弟媳挑灯缝棉衣,不知是什么时候才缝好的。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便将新棉衣送过来让我穿。
棉衣热乎乎的,显然是母亲在热炕的被窝里暖的。
我不由得眼眶一热,掉下了泪珠。
吃过早饭,便踏上了西去的归途。
作者王皇义,退役大校军官,曾任连队指导员、团政委、军分区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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